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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尧典》和《舜典》中，虽然没有言明尧、舜与诸侯之间的关系，但《尧典》中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语，足以显示尧与诸侯之间的上下从属关系。
为了防止列举式发生消极影响，有些国家的宪法典以概括性条款的方式规定未列举权利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而有些国家的宪法典则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以宪法文本列举的权利为限。禁止适用比实施犯罪时生效的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更加严格的处罚。
再次，宪法对包括刑事司法原则在内的人身自由权予以列举，是一种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的策略。其三，这些被列举的权利与自由隐含人权的普适价值，是未列举权利与自由的本源，通过宪法解释可以揭示其他未列举权利的宪法属性。在宪法理论上，根据汉密尔顿的学说，司法机关是权力最小的部门，因此它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性最小。将原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被逮捕、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受到指控时起人人都有权为自己选择辩护人。
[3] 从现代宪法文本对人身自由的列举来看，对人身自由的列举出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通过规定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拓宽了人身自由的范围，除继续沿用近代宪法关于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正当法律程序等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外，多数规定存疑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没有为直系亲属和近亲属提供不利证词的义务、有权请求赦免或减轻处罚、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等。免除或减轻处罚的法律具有溯及力。[7]详见陈云生：《超越盲目与迷狂—宪法学分支学科的理性建构》，载《宪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346页。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对哲学如何切中现实的关切，对理论形态的当代人类自我意识的关切，对哲学的当代理论创新的关切，对这些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关切。从对宪法与人类学结合的研究衍生出的宪法人类学。内容上是有重叠或交叉的。
无论如何，法治只可以在宪治的大环境下高扬和强调才有意义，不能丢了西瓜只捡芝麻，更不能以忽视宪治甚至以牺牲宪治为代价去片面地强调法治。也就是说，中国宪法原先没有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宪法原先缺乏这种社会主义立宪原则的底蕴。
因此，是否应当或必须另起炉灶值得反思。但本文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简要地说明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宪法学术界需要实现宪法文化的自觉？ 宪法文化的自觉与宪法文化的启蒙既有性质上的内在关联，又有事理逻辑上的承接和顺延关系。 内容提要: 宪法文化的自觉是一般文化自觉的全透镜下的一个分镜景象。而对于宪法文化自觉这个更高层次的宪法文化的体认与践行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深嵌在中国宪法学术界内部深层次的各种结构性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是不容回避的，不仅不能回避还要直面相对并着力加以解决，这也是必须立即着手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的问题。
在权利的等级及品质上可能还存在基本或重要与一般的轻重考量。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立法内容，包括个别的立法事项特别是在宪法修改过程中添加的某些内容，从宪法文化和宪法内容上看，是有必要进行反思的。而如果按照费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相对照来实现上述用中拒西的路径选择，其结果，也许会令关切哲学自觉的哲学家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本来是想统一在哲学自觉的共同关切下，不期然自己却早已偏离哲学自觉的命题而浑然不觉。宪法文化的自觉与宪法文化的启蒙既有性质上的内在关联，又有事理逻辑上的承接与顺延关系。
二、为何在现实中要致力于实现宪法文化的自觉？ 第一，现实知识阶层中有一些学者，包括法学者甚至宪法学者至今不承认宪法在国家的法律阶梯中占据最高的地位，同时具有以包括国家各项基本法律在内的所有的其他法律、法律规范性文件所不可比拟的最高法律权威和最大法律效力。这不仅是一个事理逻辑问题，而且也还是一个人类思想史包括宪法文化史的规律问题，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乃至接下来几代宪法学术人深察、自省和致力完成的学术使命。
一是我们在对法治的真谛和核心价值缺乏深切体认的情势下，以为法治是最终发现和找到的、是无往而不胜或能包治百病的治国法宝，进而引发一系列对法治非理性的理解和泛用。[5]到此为止，从论坛的举办指导思想到各种议题的讨论都可以说基本正确，并无多少可挑剔的地方。
出处:法治研究 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文化自觉 宪治 法治 。……[6]首先应当指出，中国哲学家对自身哲学传统要有一种自我意识，这个大前提并没有错。然而，在我们看来，在全社会和国家对于这个迟来的法治理念颇感欣喜和钟爱有加之余，却缺乏审慎的理性对待。如此等等都不是在宪法条文中加上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能解决得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皆适用并永远正确的革命理论，但再正确的理论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而变化和发展。总觉得离人们和各个方面、部门的日常生活很远，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如果不是直接发生在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方面，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宪法去救济和保护自身的权利，事实上国家至今也没有建立宪法权利救济的机制与制度。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现实的人权观念即使在最高的宪法论坛上仍显得生涩而不成熟，这最终可能还要归因于宪法文化自觉的缺失了。据报道：于2011年底由几家高层次的哲学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首届哲学：中国与世界论坛在杭州举行。
这种深层次对宪法的忽视和轻视是指在立法全过程中，从规划、调研、起草以至到法案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行期间的每个环节，尽管可能延至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但从来没有立法人员和参与专家想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即有关的立法内容是否已经明文在宪法中作出过规定，或者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暗含着这样的内容，只要通过宪法解释就可以达到专门立法的宗旨和立法事项的要求？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使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权威得到高扬，而且还能尽可能地做到立法资源的节约使用，何乐而不为？然而在缺乏宪法文化自觉以及宪法观念淡薄的宪政氛围中，这么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明了的问题常常被人忽略。四是在处理法治与宪治关系上，出现重前者轻后者或忽视后者的偏差。
据此，我们把这个问题归在宪法文化自觉的命题下予以检讨，应当是站得住脚的。问题是要实现这个大前提，就应当用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去解释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这种路径选择是否正确就会令人怀疑了。
且不说其他方面的内容，就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单列一章而言，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深切地体现了对人权的最高法律关怀和根本保障的社会主义立宪原则的底蕴。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立法结果上看，我们必须肯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使在缺乏宪法文化自觉的情况下制定出的法律，绝大多数都是现实社会和国家生活所必需的，构成了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就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法治的进步。如此一来，我们作为宪法学专业研习人员认为，这早已不是对宪政这个词和理念缺乏起码的认知问题了，而变成了对宪政概念和理念的严重歪曲，不论他们在主观上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都改变不了这个看法和对待态度是对国家宪政的曲解这个事实。
集中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矛盾的突出呈现以及由于不断激化而导致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分析和对策选择上，就很少从宪法和宪政方面进行考量和对待。[5]记者莫斌的报道：《哲学自觉与创新：中国哲人的共同关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3日第12版。
如果从更深义的立宪原理的层面上看，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例如本来是由西方创造的法律文明成果的被称之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实体体系，也有学者通过溯本求源，竟也能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权利的起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从对宪法与社会结合的研究衍生出宪法社会学。
中国立宪、宪政和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前行，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加快了脚步，成绩斐然。但他们并没有止于单纯的学术表述，而是以实际行动试图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现时的政治决策层面至今没有明确提出和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宪政，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与少数思想和政治学者的反向努力，从而造成宪政观点的混乱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保障力度上也可能有应当特别加大和加大的区别。通常的做法是将宪法放置在封闭的楼阁中妥善地加以保管，而参与立法的人员和专家竟在楼下另开房间，自顾自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制定有关的法律。
在中国的政权结构中，在立宪伊始就确立了如下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先是在一个非常规的特殊时期，即在推翻原政权、废除旧法统而筹建新政权时期，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制定新宪法或起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政权建制的民主基础。因此，我们提出应当实现宪法文化的自觉，当不是无的放矢了。
从最近一二十年的立法例上看，关于伸张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国家领土不容分割、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等内容的立法例，完全可以从宪法明文规定或内含的宪法原则的权威解释中满足某个或某些立法原意的要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如下一些。
归根到底，现时留给我们宪法学术界关于宪法文化自觉的话题是回避不了的。第八，中国宪法学术界在宪法文化上还有一个突出的不自觉表现，就是在宪法学分支学科的构建上表现出一定的或很大的盲目性。